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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国》对话时代人物，传播创新精神，致敬科学力量。

所谓ESG，由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责任）和 Governance （公司治理）三大要素组成，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2004年，联合国首次提出该理念，经过二十年的发展，ESG理念已成为全球共识，展现出多元共建的崭新局面。ESG高度契合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为此，2020年9月，中国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驱动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积极行动。今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新时代中央企业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切实加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工作。此外，上海、北京分别在3月、6月发布ESG区域行动方案。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ESG实践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系列政策、法规接连落地，与市场机制形成合力，推动了企业模式转型和创新协同合作，也促进了整体社会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纽约大学首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城市设计与城市科学重点实验室应运而生。该实验室由上纽大城市设计教授关成贺和上纽大城市研究实践助理教授李颖创建，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该实验室围绕“智慧城市、低碳城市、韧性城市”三个研究方向，分别为：数字城市化转型框架下的后疫情城市可持续规划、低碳城市；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规划低碳城市的发展，以及韧性城市；利用社会传感技术规划环境敏感的城市蓝绿基础设施。

尽管中国在ESG建设中处于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但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在国际形势愈发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提高ESG实践的实际效果？如何缩小与国际ESG发展的差距？引入他国先进经验时，如何结合本土实际进行调整和改革？从基层出发，该如何进一步普及ESG理念？大学如何与城市共生？针对以上现实问题，李策对话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童世骏。

童世骏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和中共华东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

已出版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现代化的辩证法》）、《批判与实践》、《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已发表“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Varieties of Universalism”(“普遍主义之种种”)、How to Do Things with “the Fact of Reason”(“如何用理性事实做事”)等学术论文百余篇，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译作十余部；还兼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辞海》副主编，以及挪威科学院（Det Norske Videnskaps-Akademi）外籍成员等职。

在本期《绿色中国》中，童世骏教授指出：第一，中国要将有共识的概念和本地经验结合起来，通过我国依靠群众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优势，因地制宜，用接地气的方式探索出具有全球性意义的中国式ESG道路。第二，与国际ESG发展情况相比，我国优势在于政策落实速度快，能及时将理念转为全民意志，但在细节上还待改善，例如许多企业通过资金支出来履行社会责任，然而依靠转型提升产业能级，在源头上发展绿色产业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第三，营造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全民教育具有关键作用，学校要在课程设置和日常教育中融合ESG理念，培养有责任感、有绿色理念的人才；上海纽约大学十分注重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科学研究，于2022年成立了上海纽约大学上海市城市设计与城市科学重点实验室，积极培养相关人才和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企业则要注重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在开拓新生产领域的同时为员工提供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双管齐下，进一步落实ESG目标。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准确把握中国教育与世界的关系，在国际新格局中补短板、锻长板，坚定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完善战略策略，统筹高水平“引进来” 和“走出去”，不断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上海纽约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校长童世骏教授在《绿色中国》中表示，上海纽约大学不仅要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探索新的办学模式，也要为国际教育合作和中美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以下为精选实录：

李策：

近期注意到您对于ESG有一个观点是认为：ESG非常重要的含义恰恰是把Global和Local结合起来，要发掘地方知识的世界意义，用接地气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的问题。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方式是接地气的，而且又是行之有效的呢？

童世骏：

我们学校前不久刚刚举行了一次中外师生一起到横沙岛去骑行的活动，那么我拿这个作为例子来讲，现在讲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包括团队建设，那么我们就用集体骑行这样一种形式，骑行其实是我国近代以来一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活动，虽然自行车不是在中国发明的，但是在引入我国以后，特别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六七十年代访问中国的外国记者多半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北京的、上海的，人们浩浩荡荡在街上骑车，那么因为发展了包括公路条件改善、家庭条件改善，所以自行车用来作为交通工具的这样一种习惯，现在已经不是那么有作用了，但是人们对自行车的这个爱好，包括在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还是会坚持骑车上班，可以说这是后现代的一种出行方式。

李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上海市城市设计与城市科学重点实验室提出的“气候城市公园”理念，已在上海临港、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西景德镇和美国加尔维斯顿湾等多地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以前，绿色金融主要支持一些纯绿色的活动，如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方面，那么对照国际的标准，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发展ESG方面差距在哪里？在判定标准方面有没有一些改革？

童世骏：

我们国家的一大好处在于，党中央国务院有好想法后，能将其转化为全民意志，通过五年计划和各地工作规划等系统来落实。例如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短时间内得以落实，在世界上已备受瞩目。

老百姓在环境保护、社会和谐、民主治理等方面的相关意识也在逐渐养成。有些做得好的方面还需要持续推进，不过也存在一些有待提升或巩固的情况，比如垃圾分类在上海开展较早且总体不错，但仍需进一步加强。

超市停止提供免费塑料袋一事，国务院做出决定后迅速在全国实现。我看到《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家曾专门谈及此事，他很羡慕中国能快速决策并在全国铺开。

但从具体实施来看，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李策：

像湖州、重庆都是实施绿色低碳转型的试点城市，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那么在编制转型计划中，我们也要考虑人民性和公正性。比如如何解决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中的职工下岗问题等，那么对于公正转型，在您的观察里，如何才能顾及到在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呢？

童世骏：

我觉得挑战蛮大。我父母是原上钢一厂职工，我们所在的吴淞工业区有不少相关产业，上钢一厂现属宝武集团，宝武集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其在 ESG 落实方面非常关键。据我所知，当前很大程度上靠碳交易支出资金来履行社会责任，这对企业而言是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通过适当转型提升产业能级，促使企业朝绿色产业方向发展极为重要。

作为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确保转型过程中员工有新的工作专长和机会。在全国全社会营造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氛围就特别重要。对于高校科研人员来说，像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化学家）所讲的绿色农业、绿色农药、绿色化肥等产业，既能够实现 ESG 目标，又能开拓新生产领域，解决就业问题，保障经济有一定增长。

李策：

如果一个城市处于碳密集型的区域，受制于高污染行业的制约，让它短期内作为煤电行业“两高一剩”向低碳绿色转型非常难，像湖州这样的城市，对符合要求的企业转型项目提供平均0.5个百分点的贴息，解决转型金融与“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受限之间的矛盾。个人的意识理念层面包括投资者教育也需要提高。那么在上海纽约大学，有没有相关的课程设置呢？

童世骏：

我们将绿色理念融入不同学科的教育过程中。学校有三个学部，文理学部负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工程学科技术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还有计算机和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部、商学部。在这些课程内容里，我们融入了 ESG、SDG 等理念，这些理念是联合国所倡导的，中国在其中也有很大贡献。

在学生的社会服务组织活动中，也贯彻了这些理念。整个校园在设计过程中就精心融入了绿色理念，这样我们在校园建筑中生活、工作、学习时能受到熏陶。最重要的是，毕业生带着绿色理念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实现这些理念、履行责任的能力走向社会。

我是一名哲学工作者，我觉得企业通过实施 ESG 项目，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是非常有趣的事。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要实现良好发展，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所体现。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不仅能解决自身问题，或许还能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和案例。

李策：

上海纽约大学是我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高校之一，是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合作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中美合办研究型大学，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对于合作办学，您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您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国际化教育的重要性，贵校的毕业生也是国际化教育过程中的受益者和推动者。您认为贵校在国际青年人才培养方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童世骏：

上海纽约大学是美国纽约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的高校，经教育部批准，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于 2025-08-03正式挂牌成立。在此之前，纽约大学就在华东师范大学设置了海外学习中心，每年安排学生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华东师范大学配合纽约大学开设相应课程来满足学生的海外学习需要。这种类型的纽约大学海外学习中心在全球有12个，只提供课程，不提供学位。经过几年的发展，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新区四方共同决定把课程合作延展到学位提供。所以，2012年上海纽约大学正式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学校为学生颁发“三证”， 即上海纽约大学学位证书、上海纽约大学毕业证书和纽约大学学位证书。

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大特点是国际化程度很高。学校既是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又是美国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工作语言和教学语言都是英语。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学校的日常管理都是按照纽约大学的体系进行。学校教师按照纽约大学的平台、渠道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选聘。在校学生中，中国学生与国际学生各占一半，国际学生多半来自美国。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一、二年级时住宿在一起，平时上课也在一起。课堂之外各国同学也习惯一起参加活动。学校鼓励和支持同学们组织社团活动，但不允许以国别为基础组织学生活动。这个阶段的学习可以称作“不出国门的国际教育”。学生在四年的本科学习当中，必须有一至两个学期离开上海，到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当中的其他校区或者其他课程中心上课。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叫作“漫游世界的本校生活”，因为他们到其他地方还是纽约大学的学生，包括校园卡和学籍都是共通的。

我们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给予学生在选课、选专业、选学业进度等方面充分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发挥也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我们在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尤其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状况，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会感到有较大的学业压力。学校提供充足的学术资源，每位学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位学术顾问，为其提供语言、 数学、心理等方面的支持。学校的通识教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课时数虽然不算太多，但课程的分量很重。学生刚入校时也不分专业，当然有些同学可能进校时就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清晰的目标，可以提前就进行目的性较强的选课，但学校的要求是到二年级下学期再让学生确定自己的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到了三、四年级，同学们才根据其专业方向制定自己的课表，而学校也尽力满足他们的选课需求。大部分学生刚进校时对于未来发展和专业选择都不太清楚，少部分明确未来职业发展的同学也可能改变想法，所以学生们需要时间来了解自己的专长和感兴趣的学科。用老校长俞立中的话来讲，那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这所学校的建设。后来的发展道路较为艰辛，尤其是近几年。但同时我们也庆幸在 2012年就把学校建起来了，换个角度看会觉得很庆幸。现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复杂，给学校的办学、招生、招聘和运营带来了一些困难。然而相对来说，学校对于整个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比12年以前更加突出。从这个角度来讲，学校办学虽困难，但这种重要性是宝贵资源，我们有信心把学校办好，通过学校为全球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很大程度上，我们城市实验室的成立体现了学校的这种意愿和心情。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实验室为实现学校的心愿已经做了很多且做得很好。希望实验室能保持这样的势头，这既是对社会的贡献，也对学校发展有支持。